编者按：孙克忠先生是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有过四次核爆炸观测的亲身经历。在这四次观测任务中，地面、空中爆炸观测各一次，地下爆炸观测两次。在核侦察（“320”）任务中，曾去过牡丹江地震台和乌鲁木齐地震台。

就他个人回忆：核爆炸观测任务，任务明确，时间短，人员多，吃饭、住宿都事先安排好，大家可以专心致志地工作。相对来说，核侦察任务时间长，人员少，吃住需要自己准备。更重要的是突发事件不可提前预知。有时几个星期没有地震发生，记录图纸上没有任何信号；也有可能在更换图纸时来一个大的地震信号，但由于正在更换而没有记录到信号。所以说，那时管理地震台是枯燥、单调而又需要时刻关注、绝对不能丝毫放松警惕的工作。他们所记录的地震图纸，在若干年，几十年甚至百年之后，都是研究地震、研究自然现象的宝贵财富。

执行核侦察（320）任务

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苏联频繁进行核试验。1963年，美苏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大气层层中的核试验停止了，开始了频繁的地下核试验。1965年，国防科委下达任务，要用地震观测的办法监视美苏的核试验，测定核试验的地点和当量，并命名为“320”任务，要求在核爆后数小时内做出速报。同年3月20日，建立我国核侦察系统的“320”任务正式下达。

为适应核侦察的需要，要在全国按尽量大的张角布设地震台。当时选用了一批固定的地震台：乌鲁木齐地震台、拉萨地震台及北京地区的车耳营、马道峪、喇叭沟门等地震台。临时建立了几个地震台：甘肃省的高台地震台、江西省的古竹地震台和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地震台。

该任务执行不久就成功地速报了苏联于1965年12月24日13时进行的一次地下核试验。

为了执行核侦察任务，我曾在牡丹江地震台和乌鲁木齐地震台工作了近三年。

1.在牡丹江地震台

1966年9月，北京正是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瓜果飘香的季节。全国人民正忙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我被派往牡丹江临时地震台工作。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乘火车只能硬座，不够坐卧铺的级别。在火车上坐了近40个小时，才到达牡丹江。又转乘汽车约半天，到达牡丹江市三道关林场，我们的地震台就设在林场场部的附近。该地距“威虎山”不远。

每天工作的内容并不复杂，八小时换一张记录图纸。由于是光记录，必须对记录图纸洗像，然后对图纸进行常规处理，遇到记有地震时，就需详细处理并向北京地震值班室电报速报。

我们地震台的拾振器部分安置在距记录室约二公里外的偏僻的山坡上，中间用电缆线连接。这样以来，拾振器就可以避免人为的干扰。

地震台设在林场场部是为了台站管理人员的生活方便，除了林场场部，都是一望无际的树林。只是台址附近的树小些而已。冬天刮大风会增加地震干扰。地下潮湿会影响正常记录，地里的老鼠把电缆线咬断会丢掉信号等等。维护好台站、能正常记录、能把感兴趣的地震信号高质量地记录下来并及时速报到北京值班室，这就是坚守地震台的任务。

在牡丹江地震台的那段日子，我们每天把记录图纸仔细检查，不漏掉任何一个信号，不管是天然地震还是人工地震信号。而遇到可疑的干扰信号，则想办法尽快排除掉。在我们守台期间，曾发生过老鼠咬断电缆线的事情：那是一个冬天，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用铁锹逐段扒开厚雪和冻土，找出电缆线，用万用表检查是通或是断，以便判断其精确位置。

我们每隔两周向北京地震值班室邮寄地震记录图纸，由于没有公共汽车，每逢这时都要搭乘进林场拉木材的汽车，由林场场部到牡丹江市。凌晨搭车走，进城后抓紧办事，回来已是晚上了。有一次记录到一个感兴趣的地震信号，按要求要及时速报北京地震值班室，我们就在进城的路边准备搭乘拉木材的过往汽车，可是汽车过了一辆又一辆，招了多少次手，汽车就是不停。我们心急如焚，可是几十公里的山路，又有积雪和冻冰覆盖，想靠走路进城是不现实的。记得那次在道路边站了约两三个小时，天色已经很黑了，也没搭上车。只得第二天再想办法进城。

1967年6月，我奉命离开牡丹江地震台。在那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生活中，我为核侦察所做的贡献而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