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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80”后院士刘嘉麒的忙碌生活
2021-07-16 | 作者:转自:中国科学报 | 【 】【打印】【关闭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7-15 作者:冯丽妃

  每次做选择时,他似乎总会选那条让自己不怎么“舒坦”的路。

  中科院院士刘嘉麒最近刚成为一员“80”后,本来早就过了退休年龄,没人逼着干活了,不过他选择了“忙”。

  搞了一辈子火山研究,他想老骥伏枥,再挖“一桶金”——帮企业把硬邦邦的玄武岩拉成丝,以适应民用、航空、化工……各种用途。

  不止这样,他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带着十多名研究生,一年做二三十场科普报告,给地方、企业做咨询……

  “也不是觉悟高,人活一辈子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今年5月,中科院院士刘嘉麒刚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李佩教学名师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他如是说。

  以下为访谈实录: 

  1、“创新得把知识变成财富” 

  “也不是觉悟高,人活一辈子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是花国家和老百姓的钱才有了学习机会,要尽可能回报给社会、回报给老百姓才行。” 

  《中国科学报》:今年您成为了“80后”一员,请谈谈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 

  刘嘉麒:我从不过多想自己多大年龄,反正还能干些事情。现在还在学校里上课、带研究生,除了国科大之外,也在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河北地质大学、郑州大学兼职带研究生,总共还有13个没毕业的学生,指导他们学习,选择研究课题;也有一些研究项目在做。

  现在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如何用玄武岩(火山岩的一种)拉丝。这种纤维的化学性质、力学性质和物理性质比金属丝还好,可以跟碳纤维媲美,可用于航空、航天、建筑、军事、交通、海洋等各个方面。未来将是钢铁纤维或碳纤维的重要替代材料。

  现在没人逼着我做事,但我还想赶紧再做点事。每年大概得做二三十场的科普报告,做地质、材料、环境等方面的一些咨询工作。总的来说,事儿挺多,还比较忙。

  

2021年4月底接受《中国科学报》与国科大基金会采访 国科大基金会供图 

  《中国科学报》:请谈谈我国玄武岩拉丝技术的发展现状。是什么让您聚焦相关研究? 

  刘嘉麒:玄武岩纤维苏联搞得最早,1956年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学院前身)材料研究所(位于乌克兰基辅)开始相关研究,1985年拉出来第一根丝。

  我国在2003年(用玄武岩)拉出来第一根丝,到现在不到20年,但发展得很快,现在我国相关技术、生产和应用水平都远超过其他国家。

  我是科班出身学岩石和地球化学的,知道岩石形成的原理,就可以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做一些改进。比如不同的玄武岩拉出的丝性能是不一样的,选择的原料、生产的方法都会不一样。

  搞了一辈子火山岩(研究),仅写文章、著书立说不行,还得服务于创业和国家需求,把知识变成财富,这样学有所用,能够为社会做点贡献,心里比较欣慰。

  《中国科学报》:您一直坚守在创新和教育一线,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忙碌”生活? 

  刘嘉麒:也不是觉悟高,人活一辈子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小时候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讲“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本。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是花国家和老百姓的钱才有了学习机会,尽可能要回报给社会、回报给老百姓才行。

   

2021年4月底,刘嘉麒为国科大基金会题词 国科大基金会供图 

  2、“干一行,爱一行” 

  “什么事情你真正投入进去了,找到它的内核了,就能产生兴趣,然后就有动力了,越钻研就越情愿干这件事儿了。” 

  《中国科学报》:您是如何与地质学结缘的? 

  刘嘉麒:我是辽宁锦州人,1948年底的锦州战役就是在我们家门口打的。锦州战役之后,我在1949年1月份就上学了,学校设在一个庙堂里,教室旁边还有佛爷供着。但很遗憾,1950年我父亲去世了,家里没有了经济支持。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当时我和两个姐姐已经上学,姐姐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我。

  高中毕业时填志愿,高考分三类:一类理工、二类医农、三类文史,我最初对文学感兴趣,但学校要求好学生只能报理工类。 我家在农村,家里困难没钱供我上大学,母亲就说哪个学校不要钱或者少花钱就考哪个学校。当时师范院校基本上不要钱,地质院校实行学费、书费、伙食费、医疗费、住宿费“5包”。我选择了地质类。

  对地质我并不懂,不过,1958年大炼钢铁时,跟着地质队员上山挖矿,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当时县里仅有的一台旧吉普车给搞地质的人坐,县长还在旁边陪着。到了山上,地质队员告诉我们往哪挖,果然就能把矿挖出来,所以觉得搞地质挺神的,而且这个工作很受尊重,后来就报考了地质学院。

  《中国科学报》:后来是什么让您真正对地质学产生了兴趣? 

  刘嘉麒:我是1960年上的大学,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3年这三年困难时期,在学校经常吃不饱饭,几乎天天挨饿。我们班有的同学家里条件比较好,开学不久就退学了,我没有退路,回家还不如在学校,就坚持下来。

  我是地球化学专业,仅化学就学了八、九门,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到分子化学、晶体化学、岩石物理化学、地球化学以及物质结构等,用这些科学去解决地质问题挺有用的。

  “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什么事情你真正投入进去了,找到它的内核,就能产生兴趣,就有动力了,越钻研就越情愿干这件事儿了。虽然说跑野外的时候很累很苦,但有了新发现却格外高兴。

   

2017年4月7日,刘嘉麒在野外考察。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供图

  3、“要有点冲劲儿” 

  “我心里暗想,学英语我学不过你们,但做论文肯定要比你们厉害。” 

  《中国科学报》:您先后考了两次研究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在接近“不惑之年”报考中科大研究生继续深造? 

  刘嘉麒:1965年本科毕业后,需要经过学校的选拔,有了资格才可以报考。我比较幸运地从一千多毕业生被选拔报考研究生,并成为最后录取的8名之一。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习就中断了。

  1968年11月我们离开学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被分到地质队接受再教育,脑力劳动变成了扛钻杆、打钻、挖槽子的体力劳动。我是农村长大的,又比较年轻,干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很快和工人打成一片了。

  但我一直觉得,念完大学再成天做这些事,把学的东西有点废了。那时国家得用4个农民的全年收入才能培养1个大学生,如果再培养1个研究生,那国家花了的钱就更多了。所以干活之余我会偷着看点书。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我非常振奋。当时我在吉林冶金地质研究所担任室主任,也算是单位一个很受重视的骨干了,但我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可不行,你要是真强,得到那些真正强者中才能看出高低,出于想再进一步学习一点东西的想法,就报考了研究生。

  尽管当时原单位给了好多的优越条件,但我分析一下自己做点业务工作还可以,干领导不是我的强项,最后就留在北京了。读完硕士又读博士,在地震棚待了8年多。家还在长春,我考研的时候我女儿一岁,到了我毕业的时候,她就七八岁该上学了,我也顾不上家,反正就是这样过来的。

  《中国科学报》:您一直在选择挑战自我。研究生毕业时做论文放弃“四平八稳”的题目,选择了更加“冒险”的方向——用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方法,对长白山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新生代火山活动进行研究。当时有没有担心过可能会失败或是延迟毕业? 

  刘嘉麒:有点担心,但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已经37岁了,做论文时快40岁了。在我们三十几个人的班里,我排老五,与最小的差16岁。我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要是跟刚大学毕业的小师弟、师妹们比的话,我太没水平了。而且工作多年,我也有些积累。我心里暗想,学英语我学不过你们,但做论文肯定要比你们厉害。

  当时老师让我做中生代(2.52亿年前至6600万年前)年代学,当时的研究相对成熟和容易一点。我了解一些情况后发现,做新生代(距今6500万年)年代学在中国尚无先例,当时所里有几个同事搞了几年也没搞成。我的老师和几个关系较好的同事担心我说搞不成没法毕业。但我觉得做不成也不丢人,做成了就可以往前走一大步,于是,我想赌一把。

  我一天24小时,除了去食堂买饭,都待在实验室拼命干,睡觉用的毯子都被老鼠磕掉了。最后终于把实验做成功了。当时有的老师还不相信,但后来把我的样品拿到美国、澳大利亚去验证,跟我做的一样。

  年轻人要有点冲劲儿,用现在时髦一点的话说,就是要敢于创新,做别人没有做的事儿,做成功了对自己是很有促进的。

  《中国科学报》:此后,您带领团队推动我国火山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这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刘嘉麒: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开始中国火山研究重视度不够,我到国外去开会时讲中国火山,很多人都不了解,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火山。这对我刺激比较大,所以首先就想把这方面弥补上,系统地做一些中国火山年代学、地球化学和岩石学方面的工作。

  其次,考虑到科学研究要跟社会发展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又把火山灾害和资源利用也搞起来了。以前找石油和天然气一般都是在湖泊海洋形成的沉积岩里,没有把火山岩算进去。火山岩本身喷发时没有油气,但在形成岩层以后却可以作为油气的储层,找到火山岩,就能找到油气田。比如以前在东北、新疆、环渤海火山岩里没有发现油气,后来经过勘察发现不但有,而且储量很丰富。

  以东北大庆油田为例,在徐家围子打钻到3千米时打到了火山岩,在那里发现了大型气田。我认为松辽盆地底下有相当大规模的中生代火山岩,在徐家围子能打出油气,其他地方也会有。后来在吉林长岭凹陷确又发现了很丰富的油气藏。这些肯定是石油部门的功劳,但我们的建议也起了一点作用,使他们有决心到那边打钻。近20多年来,我国好多非常规的油气田就是在火山岩里发现的,我们的研究对这些非常规油气田的发现和开采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同时,火山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地质作用,对气候环境变化有很大影响,我们研究了火山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我认为,人的活动对气候有影响,但有限,真正影响气候的仍然是自然作用。

  此外,任何一门基础科学,最后还是要应用到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又开展了玄武岩新材料研究领域。

   

1998年,刘嘉麒在德国GFZ工作。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供图

  4、“研究生应该感觉到自己的责任” 

  “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想干什么?若就是为自己,那就太低级了!” 

  《中国科学报》:今年5月,您获评国科大教育基金会设立的李佩教师奉献奖“李佩教学名师奖”,请您谈谈获奖感受。您如何看待这一奖项以及您对国科大教育基金会有何看法。 

  刘嘉麒:我感到特别激动、荣幸,这个奖很宝贵。我在中科大做研究生时就受益于李老师的教育,当时李佩老师是外语教研室主任,她让我们必须得学好英语。如果没有她逼着我,我的英语就过不了关,出不了国,没办法和国际同行交流。
  我很崇拜李佩老师,她可以说是中国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教过的弟子成千上万,让数千名优秀人才能够到美国一流大学留学。可以说,李老师的贡献不亚于郭永怀先生。获得李佩教学名师奖,将激励我把李老师作为学习的方向,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国科大是一个创新的学校,应该有一些新的集资和培养人才的形式,教育基金会能够为教育体系的发展起到一种支持保障作用,激励社会各界以及老师、同学为教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对学校教育、人才培养非常重要,对国科大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报》:您教书育人已经将近40年了。这些年您大概培养了多少名研究生?请谈谈您在教育方面的心得。 

  刘嘉麒:现在,我名下已经有76个研究生,包括博士后。他们有做学问的,也有从政的、经商的。无论做一哪行,首先要做人,才能把事做好。

  教师首先得有责任感。不管哪个学生,对家庭、学校和国家来说都是宝贝。家长把孩子交给你,就是期望孩子能够跟着你长大成人。作为老师,一定要想办法让让学生能够发挥他的长处,创造条件让学生尽快的成长,能够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具体做法就要跟他们交朋友、交心。每个新学生我都要和他们做一次谈话,沟通一下为什么来读学位?读完研究生要干嘛?光想拿个学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核心是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一个人?把这些要明白,因才施教。

  要从政、经商的学生和要做专业学问的学生培养方式是有区别的。如果他是一块搞学问的料子,我就要把一些重要的课题给他做,让他不光要能拿到学位,毕业以后还能够很快在某一方面成为专家。如果不想搞科学,我就不能把重要的科学问题交给他,而要锻炼他管理和其他方面的能力。

  当老师最主要责任是应该为学生着想,不光是学生的学习,还有他的思想、生活。我和学生的年龄差别很大,一些是孙子辈的。他们有事,甚至谈恋爱,女孩子被男孩子欺负了,这些事儿我有时候也管,从另一个角度就好像家长似的。

   

  2006年9月2日,刘嘉麒(前排左三)与学生及边防战士一起考察长白山望天鹅。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供图

  《中国科学报》:与四十多年前相比,今天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据教育部统计,202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达111.4万人,比10年前增长了一倍,是1978年(共录取10708人)的100倍还多。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刘嘉麒:现在我们国家大学生和研究生招生的数量多了,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了,有实力了。“文革”前,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培养一个大学生大致相当于五六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再培养一个研究生,那国家花的钱就更多了。念大学、念研究生,你爹妈当然花的更多一点,但没有国家拿钱,很多人是念不起书的。

  所以,现在国家能培养很多大学生和研究生,这是国家对年轻人的希望和一种关怀。反过来,作为研究生也应该感觉到自己的责任,每个学生都是花纳税人的钱,没有老百姓、没有国家培养哪有你?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想干什么?就是为了自己吗?那就太低级了!任何一个受到教育的人,应该以国家、人民、社稷为重,回过头来要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贡献,为你的家乡做点贡献,这样才能心安理得。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我们时常看到大学生轻生的案例见诸于媒体。您如何看待这些异常现象背后的原因。 

  刘嘉麒:我当了27年零8个月的学生,遇到最大的问题是1960年到1963年的困难时期,那种挨饿的难受,现在的孩子们体会不到,但那时没人想过跳楼。现在很多学校却有发生,让人痛心。

  现在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条件和以前比好了太多。但心理素质比较脆弱,遇到一些问题找不到解决的途径,容易想不通。这是社会和生活环境造成的一个客观影响。

  另一方面,现在的学校和老师光注重教学,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做思政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校应该当成一个大事来抓,要加强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责任。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师生关系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 

  刘嘉麒:在师生关系方面,老师是主导,老师做的好不好是关键。老师跟学生应该首先是朋友关系,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示。所谓交朋友就是让他有什么难事,有什么想不开的,能主动的跟你说,你能想办法帮他解决,能开导他。有时我们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一旦解开了,没有多大的事儿。

  你是先生,学生也有他的尊严。老师也是从学生过来的,应该知道在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对老师是怎么想的,有什么希望。现在,个别老师把学生当成工具或奴隶,甚至变着法的把学生的一些成果变成自己的。在学术道德方面,这很糟糕,这种人就不配做老师。学校必须重视解决这类现象。

  《中国科学报》:您对大学生和研究生有何寄语? 

  刘嘉麒:研究生时期是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对一个人的学业与事业都极为关键,要珍惜这段时间,找到自己的生长点,为一生打下基础。不要以为自己年轻,还要有好多时间,不着急。

  这么说吧,你在年轻的时候能比别人前进一步的话,以后走的路可能要容易的多。也不要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真正的远大目标,必须从眼前一步一步做起。

   

  2016年3月7日,刘嘉麒(前排右二)等在吉林辉南打钻。中科院地质地球所供图

  建地质强国,得“加倍努力” 

  “如果我们把国内地学相关的报道排个队,会看到相当长的一个‘领先’队伍。看着挺红火,但其实不是这样。” 

  《中国科学报》:作为国际第四纪地层委员会委员,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水平? 

  刘嘉麒:我国地质科学70多年来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把国内地学相关的报道排个队,会看到相当长的一个“领先”队伍。看着挺红火,但其实不是这样。总的来说,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并不是什么都领先了。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成就,来鼓舞士气;但也应该看到很多方面尚未领先,还得加倍努力。

  中国是个地质大国,疆域广、土地面积大,各种地质现象几乎都有,为地球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我们还不是地质强国。在一些基础理论方面,中国人创造的理论还很少;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都很先进,但大多都不是自己研制的。光买的技术不行,得想办法自己创造。否则,国外一旦说不卖,你就不行了。

  我从事地质工作已经60多年了,现在的理论和60年前相比虽然有不断的进步,但是没有质的变化,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突破。所以,总体来讲我们发展的很快、很好,但就其水平和突破这两个方面还不够。

  《中国科学报》:当前地学教育面临生源质量下滑、学科生态不良等挑战。您如何看待地学发展前景?地学教育当前的挑战如何破局? 

  刘嘉麒:首先,这并不是地球科学本身的问题。地球科学的本质是为全人类的生活和生存更好服务的科学,我们所用物质财富的85%~90%都是通过矿产资源和能源实现的。比如一部手机中就蕴含着几十种矿产资源。不止如此,实现青山绿水、空间发展,如登月、登陆火星都离不开地学。我跟搞航天的朋友开玩笑说“别不服气,你们只管上天,但不知道上天干什么;我们不能上天,但知道上天做什么”。比如登月落在哪里?落了之后干什么?在哪里取样?地球科学研究者是指挥员。

  现在地球科学专业的招生问题、学生找工作问题,追根溯源应该从教育本身来找问题。现在好像都在学生都成天挺累,但现在学的很多都是陈旧的“老八股”,或者有些纯理论又不好应用。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学校、老师开始,让学生觉得学可以有所用。反之,工作就很难搞。所以,老师在教学时,除了明确科学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教学内容要跟上时代,同时明确说清知识的用处,让学生知道怎么用。

  我跟学生讲,不要觉得搞地学的人不行,没有这些没法生存的。也不要埋怨工作不好找,核心问题是你本事还不够大。真要有本事,就不是你找工作,而是工作来找你。另外,年轻人不能好高骛远,一毕业就想找一个舒适又挣钱多的地方,哪有那么多好事?你得先从基层做起,多学点本事,积攒实力。

   

  2016举办第五届世界玛珥湖大会,刘嘉麒(左)与以色列同行在野外进行学术交流。中科院地质地球所供图

  《中国科学报》: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您如何看待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刘嘉麒:我是1978年入党的,一晃40多年了。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有些抽象,我们入党时,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么共产党员就应该在群众当中树立榜样。 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呢?我想在具体的工作生活中应该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宁可吃亏,不占便宜。同时,做人以诚相待,想办法给党争光,不抹黑。这些应该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

  

2008年刘嘉麒在澳门科大演讲。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供图

  人物介绍: 

  刘嘉麒,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学家。1941年生于辽宁丹东,满族。1967年长春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1985年获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现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火山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防灾减灾委员会主任;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资格委员会委员,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地层与年代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亚洲湖泊钻探科学指导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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