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丽妃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7/5

　　编者按 

　　6月22日，北京市公示了第一批429处历史建筑，位于中关村科源社区的3栋“特楼”在列。它们曾是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39位两院院士生活过的地方，是中国现代科学大师们的精神高地。

　　而在北京德胜门外，今天的奥运村附近，还有一栋办公楼曾荟集过40多位院士，产生了一批奠基性的科学成果。为了让它代表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传承下去，中科院院士叶大年等专家呼吁将它永久地保存下来。

　　■本报记者 冯丽妃

　　今天的北京北三环高楼林立，德胜门外北土城西路车流如水。路南，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地球所）大门正对面，有一栋6层高的办公楼被周围的高楼环抱着。这栋被称为“地6楼”的建筑见证了60年来这片土地上的风云变迁。

　　一甲子之前，德胜门外还是一片平坦的田野，连马路也没有。远远望去，只有两栋高楼孤零零地耸立在农田之间，其中一栋就是“地6楼”。“在我们的记忆里，它的名字是‘华严里1’号楼，曾经的德胜门外第一高楼，而今也是中国科学院当年‘科学城’的仅存遗迹。”中科院院士、地质地球所研究员叶大年说。

　　60年来，从这栋不起眼的楼里走出了40多位院士（包括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谢先德），涌现了一批奠基性的科技成果。其中，刘东生先生是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为此，叶大年与同事易善锋、周新华等建议，让“地6楼”作为科学城的遗址永久地保留下来，让它成为中科院科研文化及历史传承的一个载体彪炳于史。

　　唯一科学城“遗迹” 

　　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一个宏大的、以莫斯科大学为蓝本的“科学城”规划出炉。其城址大体在今天德胜门—京藏高速东面，以大屯（洼里）为东北角、祁家豁子为西南角，构成一个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近似四方形的地块。

　　但随后一年，科学城随着那段历史运动快速下马，德胜门外一片平坦的田野上仅留下两栋楼——祁家豁子的专家招待所（后来统一命名为“华严里1”号，2014年被改编为“地6”号）和东北角的“917”大楼。

　　当时中科院一些研究所急需发展空间，于是专家招待所成了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新址；“917”大楼则迁入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和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三个单位。“那时候，到了晚上九、十点，从德胜门远远望去，两栋楼时常一片灯火通明，很多人仍在加班加点搞研究，成为一道标志性的夜景。”叶大年回忆。

　　因为它承载了太多过往岁月的记忆，至今每次回所里，原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已经85岁高龄的易善锋总会像拜访“老朋友”一样，到楼里转一转，到老同事周新华的办公室里坐一坐。“我还记得1960年原地质所从搬家到这里，我们一起抬办公桌的情景，仿佛就是在昨天。”易善锋感慨。

　　60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科学城的地盘上，道路和楼宇几经翻建，农田水塘消失了踪影，为了迎接奥运会，“917”大楼也随之而去。

　　“我们为这片遗址上发生的事情而激动！”易善锋说，“但与此同时，这里发生的变化如此之大，海内外游子回归此地时，皆曰‘沧海变桑田，找不到北了！’”

　　那么，科学城到底有没有留下一点点标记呢？这是留在中科院北郊片区各研究所众多老同志心中共同的问题。“‘地6楼’就是答案！我们认为，它应该作为历史遗迹保存下来。”叶大年说。

　　历史辉煌的见证 

　　60年来，“地6楼”里走出了一大批科技精英，他们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及优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60年来，几代科学家在这里交替接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建立了核地球化学学科的理论框架，承担了我国重要国防任务地下核试验的选场、地质效应及地下水核污染防治；开创了关键矿物材料的研发，推动了我国重要资源基地的开发和重大工程建设；开拓了中国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事业，同位素测年已经成为地质学和很多学科的基本研究手段；创立了黄土学，带领中国第四纪研究和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跻身于世界领先行列；不断创新勘查技术，为国家矿产勘探与石油勘查储备了必要的手段和方法；他们探索出青藏高原的形成机制、绘制出中国第一幅1：400万大地构造纲要图、制造出人工生长的压电石英晶体……开拓性的成果不胜枚举。

　　“‘地6楼’见证了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史，无疑应该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叶大年说。

　　守住缺失的精神 

　　“针对当今浮躁的社会风气，我国科技教育界不少有识之士均有共识：‘科学发展不是靠盖大楼、搞人海战术，以摧毁历史就能换取卓越的。更为重要及本质的应是科学人才的培育和科学思想的养成！’”叶大年说。

　　而人们对历史留下来的珍稀建筑保存的坚持，也让叶大年等从中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价值观的坚守，对科学的执着，对名利的淡定。

　　“今天，在世界各地，很多科学家的实验室甚至是住过的地方被妥善保护。”地质地球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周新华向《中国科学报》介绍说。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还可以找到爱因斯坦1933~1955年的足迹，他工作过的物理实验室及住房仍可供参观；在欧洲，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曾经工作过的整栋实验小楼仍原汁原味地保留着100多年前的风貌，并对外开放，成为当地著名的景点；在英国剑桥大学，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卡文迪许实验室先后走出了3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该实验室所在楼房里，一个个房间前挂着某位科学家发现某个定律的铭牌。

　　“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忆！是活生生的科学史丰碑！”周新华说。

　　幸运的是，在今天的“地6楼”里，人们仍可以看到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在传承。近日，位于该楼第三层的“刘东生纪念展室”被命名为党员教育基地，从而让更多青年人可以了解以刘东生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对党忠诚、科技报国的精神风貌和先进事迹，学习、传承他们爱国、求真、创新、奉献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呼吁保留这栋楼的意义所在。”周新华说。

　　“对所有具有人文历史价值的老建筑的摧毁就是对自己文化的背叛。”叶大年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应该无比珍惜这些历史留下来的愈来愈少的、带着深厚人文积淀的建筑物，并让它们一直保留下去，让它们蕴含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我们共和国科学史的见证！”

　　现在的“地6楼”前后修整过两次，一次是在上世纪80 年代唐山大地震后做了加固； 第二次是在2001 年，当时花了2000 万元“巨款”修缮。任晖摄

　　以“翰林雅厢”之名，纪念它的辉煌 

　　■本报记者 冯丽妃 

　　为了使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地球所）的“地6楼”作为当初科学城的遗址永久地保留下来，中科院院士叶大年等人认为“必须给它一个恰当而高雅的名分”，并提出“翰林雅厢”这个名字，来纪念它创造的辉煌，使它代表的科学精神与文化传承下去。

　　之所以如此命名，其渊源涉及中国现代史中院士制度及其称谓的来历。解放初期，毛泽东主席曾召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科学家讨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谓问题，郭沫若建议称“翰林”，但有人认为它带有封建色彩，最后定为“学部委员”，1993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

　　叶大年认为，当今的院士或可比之古代的翰林，比如韩国现今的科学院就称为翰林院，而“翰林”一词本身起源于我国。“地6楼”曾先后荟集过40多位院士，这很可能使它成为院士集中度排位第一的大楼。也许有人会问“何以见得是排位第一呢”？

　　“其实，回答并不困难。”叶大年说。新中国院士制度经历了60多年，共选出1647名（截至2019年4月）中国科学院院士（857人）和中国工程院院士（790人）。“院士集中的研究所和大学院系寥寥无几；若是以办公楼来计，那就更绝无仅有了。”

　　同时，他向《中国科学报》解释说，“厢”字原意为侧房或廊房，北京各城门外均有关厢，即城门外地区。“地6楼”曾为德胜门外第一楼；在1958科学城规划中，此楼也位于西南缘。不同时代均处于“厢”的位置。故此题名“翰林雅厢”。

　　另据史书记载，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是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它因历史上曾经出过59个宰相而闻名，被称为天下第一“宰相村”。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到清朝整整延续了1300年，期间近11万多人考中进士。浙江宁坡鄞州区姜山镇走马塘村被认为是中国“第一进士村”，共有76人中进士。在江西、安徽、四川等省也均有“进士村”的报道。

　　叶大年与同事易善峰、周新华等认为，荟集过40多位院士的“翰林雅厢”出现的几率要远比鄞州走马塘那样的“第一进士村”的几率小得多。“翰林雅厢”的出现是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也是科技教育资源配置的历史传承产物。关于这栋楼的最终命名，他希望关心这栋楼、希望守护科学家精神的同仁们不吝赐名，将会予以认真考虑。

　　“地6楼”60年来走出的院士： 

　　杨钟健、裴文中、吴汝康、贾兰坡、吴新智、张弥曼、邱占祥、涂光炽、郭承基、欧阳自远、傅家谟、安芷生、侯德封、何作霖、尹赞勋、张文佑、叶连俊、谷德振、刘东生、孙枢、叶大年、汪集旸、王思敬、丁国瑜、马宗晋、马瑾、李玶、邓启东、张培震、刘光鼎、钟大赉、刘嘉麒、丁仲礼、朱日祥、翟明国、孙龙德、刘丛强、郭正堂、李阳、万卫星、吴福元、丁林、潘永信、张宏福、谢先德（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文革”时期的“华严里1”号楼 图片来源：地质地球所档案

　　亲历“地6楼”变迁 

　　■易善锋 

　　我是1957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所）的。那时的所址在北京城里景山东面的沙滩松公府1号，院子很小，构造地质研究室、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室、绘图室只能挤到五四运动发源地——原北京大学红楼的地下室办公。

　　在“大跃进”年代，中国科学院其中一个“大跃进”项目是雄心勃勃地规划和建设一个宏大的科学城。城址选在北京德胜门外、元大都遗址北面的一大片农田。很快，科学城第一批建筑的两处楼房就盖好了：一处在科学城东北角的大屯，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楼，即“917”大楼；一处在科学城西南角的祁家豁子，是科学城的招待所，是一座使用面积一万多平米的六层高楼，当时叫1号楼，后来统一命名为“华严里1”号。

　　那时，北京北郊的广袤大地上是连绵不断的绿色农田和点缀其间的低矮农舍，忽然间蓝天之下突兀出两栋高楼，十分显眼。人们一出德胜门，就能清楚地看到“华严里1”号这个德胜门外首次出现的唯一高楼。

　　但是，这个“大跃进”项目上马快，下马也快，科学城的计划很快就泡汤了，已建成的两栋大楼只得分配给急需用房的研究所：“917”大楼给了地理所、综考会和遗传所；招待所大楼给了地质所，刚刚升格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也曾在这里办公。

　　1960年，地质所从城里搬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科学城招待所成了我们的办公大楼。接着在附近陆续盖起了华严里2号、3号办公楼和华严里4号到16号宿舍楼。多年后，修起的宿舍楼编到了华严里38号，但没有哪座楼房的高度超过“华严里1”号。上世纪80年代后，在高度上它不再位居第一了。

　　科学城不搞了，紧接着地质所搬来之后，在原科学城的地盘里，陆续迁来和新建了许多科研机构。中科院109厂作为一个独立的科研试验单位搬来了，地球物理所的实验工厂建起来了，古脊椎所在这里建起了自己的办公大楼，大气物理所搬来了。航天部门和解放军系统也在这里建起了几个研究院、所。从中科院地质所分出来的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就坐落在中科院地质所的西侧。在北四环外原科学城的范围内，中科院陆续建立起了一大批研究机构。

　　虽然大科学城的计划未能实现，但科学城原规划的这片土地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让我们兴奋不已。在原科学城的东半部，先后举办了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并在这里留下了一座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拥有十几个比赛场馆的宏伟的体育城，体育城中的“鸟巢”、“水立方”、国家会议中心等今已名扬全球。在原科学城的西半部，仍然形成了一个科研机构密集的包括中科院奥运村科技园在内的“小科学城”。这里有由中科院原地质所和原地球物理所整合而成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由原地理所和综合考察委员会整合而成的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109厂基础上新成立的微电子研究所，以及大气物理研究所、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动物研究所、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植物发育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基因组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心理研究所、蛋白质科学中心、微生物技术转化中心；有中国地震局的地质研究所、地震灾防中心；有航天部门和解放军系统的几个研究院所，如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国防工业重大专项工程中心；有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有中国科技馆、中科院的国家动物博物馆和地理科学馆；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等。

　　如今，“917”大楼已在2008年前因建奥运场馆而拆除，华严里2号、3号也已消失，原址上立起了十几层高的新大楼。上世纪50年代科学城的遗迹，如今只剩下原地质所的办公大楼和附近的一些比较矮小的宿舍楼了。

　　尽管这个曾经的德胜门外第一高楼现已围隐在高楼群中，难觅当年尊容，但是，在这座大楼里的地质所却“孵化”出了一批研究机构，如1964年其晶体生长部分迁入上海市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1966年分建出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1978年分建出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座大楼里，走出了40多位院士和一大批地球科学精英，他们作出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重大科研成果，极大地发展了我国的地质科学。

　　而这座大楼也见证了它周围的巨大发展变化，见证了由“东亚病夫”变为体育强国的中国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见证了“向科学进军”“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引领下的中国科学、中国科学院的创新发展。

　　它是一段历史、一个文物、一座丰碑。

　　（作者系原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