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汤书昆去台湾一家裁缝店做几件衣服。当裁缝店的主人得知汤书昆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时，兴奋地聊起量子通讯并向汤书昆提了不少问题。

　　12月8日，汤书昆在第七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回忆起这件小事，感慨道：“我实在不知道量子通讯的知识跟裁缝的具体业务有甚关系，只记得当时我差点被问得手心出汗。”

　　这件小事折射的是公民科学素质的问题。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在论坛上公布了一组数据。据第十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平均水平为8.47%，“距离公民具备科学素质占比达到10%的目标已经不远”。但这只是平均值，实际上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存在明显短板，而短板就在农村。

　　在补齐农村居民科学素质短板过程中，中学科技馆成为一项落到实处的措施。齐让表示，今年年底，我国将建成700所中学科技馆，致力于提升农村地区、偏远地区中小学生的科技水平。

　　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善衍直言，我国科技馆建设缺乏科学规划和特色建设。他希望科技馆能加强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比如收集参观者的意见并及时反馈，“科普的主力军永远是大众，科技馆应成为科技与大众之间的桥梁”。

　　科技馆作为校外教育要服务于创新文化的培养，校内教育也要跟上创新文化建设发展的步伐。“最好的教育是能激发学生提出问题。”徐善衍强调，激发孩子思考比告诉他们知识更重要。否则，“重复别人，永远是二流产品”。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强调校内外教育相结合。为保持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提供环境，社会要少些焦虑和浮躁。“孩子要多参加科普活动，多读科普作品。另外，人生是一次长跑，不能因为孩子在某一方面落后而焦虑。这种焦虑会传递给孩子，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除了科学知识的传播，科技方法、思想、精神的传播不容忽视。

　　“每天都有无数的知识在生产，但很多问题的产生常常出现在方法、思想、精神层面，我们要重点传播科学文化。”上海科学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健民告诉记者，如果孩子们在小时候就养成科学的思考习惯和行为方式，今后将受益无穷。

　　但是科学文化的传播并非坦途。一是因为它抽象，传播起来比较难；二是因为它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三是现代科技体制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比较比西方晚，因为技术性、功利性的建设很强，忽略了文化、精神。

　　实际上，近期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正是缺乏科学精神文明的体现。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曹效业称，科学的理性传统十分重要。“然而，中国关于科学本质的讨论很落后，很多科学家连科学为何物都不知道。”他强调，中国科学界正面临哲学的贫困，而这正在衍生恶果，比如科学原创性的缺乏。

　　无论是科学知识普及、科学文化传播还是科技人才培养，都离不开科学体制机制的支持。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直言，中国不缺人才，但是缺乏有骨气、有精神的人才，缺乏塔尖上的人才。“中国人不笨不懒，勤奋好学，民间自有人才在。只要营造一个培养人才的好环境、好体制、好政策，精心培育，会涌现出各种人才。”

　　“体制内科研人员积极性调动不够，部分专项项目（课题）预算削减幅度过大，影响专项任务实施。”齐让表示，政策应该多关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本次论坛设置了两场专题对话，一场是“科学普及与教育”，一场是“科学文化与传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员副院长、教授李正风强调，科学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情。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锐主张重申理性、虚怀若谷的科学家精神，让科学传播深入人心。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员院长、教授周程则强调，科学精神不仅是求真、更要求善。“要给予人文学者足够的尊重，让科学的伦理审判成为长效机制。”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袁江洋则称，科学革命凸显了人的理性精神，人要用理性约束自己的情感和意志。“知识即力量”，知识也是美德。张增一提出科学技术不能离开艺术的滋养。

　　论坛的尾声，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穆荣平提出了一个引发与会者热议的问题：科学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否有共识？

　　他表示，传承科学文化首先要有共识，否则连传承何物都不知。科学文化究竟是传统，价值观，行为规范，还是精神？穆荣平希望有人能把相关概念形成大百科，便于后人讨论、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