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瑜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5/10/9 9:17:55

　　10月8日是敬爱的钱学森先生回国工作60周年纪念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第一次听到钱学森的名字是在1956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春节大联欢”节目中。后来在《春节大联欢》的纪录影片中我第一次看到钱学森先生的形象：宽的前额，谦恭且灿烂的笑容。

　　1956年2月1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和钱学森两人在春节招待宴会上的大幅照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时我正在北京四中读高一。

　　1958年初夏，我已是北京四中高三第二学期的学生，为填报高考志愿费尽心思。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事，让我对航空航天科学产生了兴趣。但遗憾的是，那时的清华没有航空航天的专业，北航也只有航空专业。

　　一天傍晚，在北京第五十中学当校长的父亲从北京市教育局开完会回到家中，告诉我会上通报的一个即将见报的消息：中央决定创办一所专攻尖端科学技术，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亲任校长，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数学所所长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我听到这个消息仿佛久旱逢甘霖。虽然在得知该信息之前，校方已让我们初填过高考志愿，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清华的工程物理专业。但是中国科大的招生简章公布后，我从校方要回了志愿表，义无反顾地把第一志愿改为钱学森任系主任的中国科大力学系。

　　入校后，钱学森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指导方针，强调教学内容要做到理与工、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在课程设置上强调要给学生打下坚实而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较深厚的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必要的工程设计基础。对于专业课的设置，则强调内容的先进性与前瞻性，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除了在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他用心良苦、精心设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聘请和安排一流的，顶尖级的科学家为学生授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基础课教学，也是这样。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对我们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是啊！“普通物理”由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授课，二年级时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授课；“高等数学”由1956年与钱学森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殊荣的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授课……到了高年级，他又选派中科院力学所的业务骨干和专家们为我们授课。

　　钱学森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开设并讲授在当时很尖端的“星际航行概论”课。每次讲课时，前来听课的人很多，包括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和第二届两个年级三个专业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由于座位有限，力学所的专家和老师们来听课时还自带了凳子或马扎，加放在教室的过道中和边角位置。后来我们听课的每位学生都得到了他赠送给我们的《星际航行概论》。半个多世纪了，他送的这本书和当年发给我们人手一份的他亲自编订的教学大纲以及我的听课笔记，我始终完好地珍藏着，不弃不离。

　　为了培养我们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钱先生还亲自指导我们的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当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不少同学出于热情，力主搞大火箭，经调研和论证，作为第一步，我们拟先研制发射高度为75公里的高空探测火箭。钱学森主任对此不赞成。他指出，搞大火箭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同学们还肩负着繁重的课业学习任务。他建议我们从实际出发，考虑如何将研究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并具体地提出，我们可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以及中国气象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进行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

　　1960年夏，我们利用暑假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运用我们研制的人工降雨火箭连续做了近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进展。同期我们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同志一起，前往甘肃兰州马啣山用小火箭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也取得了相当好的结果。

　　之后我们把相关资料全部转给了中国气象局，由他们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我们的人工降雨火箭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都要求与我们合作和交流，向我们索要图纸。前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郑重地赠送给他们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

　　在钱学森先生实际主持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工作的8年（1958~1965）期间入学的八届学生共一千人中，涌现了8位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9位科技将军（两位中将和七位少将），近4百名教授、研究员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样突出的人才培养成果，是在钱学森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钱老殚精竭智并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取得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钱学森先生的影响和感召下，跨越学科界限，兼搞管理科学。每当我取得一些进步和成绩的时候，总会使我怀念和感恩于钱学森先生的教导以及他对我人生的重要影响。

　　缅怀恩师除了应做好本职工作外，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让社会，特别是科技界、教育界和青年一代分享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经验。我们这些在他直接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是一段不平凡历史的亲历者，受益者和见证人，对此责无旁贷。自2011年全国各界隆重纪念钱老诞辰百年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为线索，在全国182所高校作了197场报告和讲座。这182所高校中属“211工程”的高校有87所，其中涵盖了全部（共39所）985高校。如果把在中科院力学所、钱学森图书馆以及8所重点中学等所作的讲座包括在内，共作了213场报告，地域遍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

　　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创未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把努力做好这项工作视为我应尽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