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发布日期：2020-6-19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大量贝壳（新华记者 冯源 摄）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镇”，介绍完地名全称，一位镇干部也乐起来了：“这么多市。”

　　三七市，据地方志记载，因在夏历每月逢三、五、七、十设立集市而得名。眼下，当地即将迎来杨梅上市，据说今年是一个大年。

　　而对于在这里探索了近7年的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也迎来了一个“大年”。

　　与三七市相距不远，就是著名的河姆渡遗址。而他们此次发现的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

　　贝丘，按照《辞海》解释，古代在沿海地区或湖滨居住的人类所遗留的贝壳堆积。其中往往包含有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

　　要是这个名词还令许多读者感到陌生的话，我们还可以揭示另一个事实：它已有8000年的历史，比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还长了1000岁，是“河姆渡之祖”。

　　放羊时的意外发现

　　河姆渡着实有名，有名到“爷爷辈”的井头山遗址，要靠它的知名度重现人间。也因为有了它的祖辈“井头山”，河姆渡遗址才从身世不明的“孤儿”变为血统纯正的“富三代”。

　　井头山遗址以附近四明山余脉中的一个小山头——海拔72米的井头山得名，而在井头山下，还有个井头村。村民王维尧和他的堂哥王维新是7年前井头山遗址的“第一报料人”。

　　当时，遗址所在地块已经被征作工业用地，但是拿到地的老板，还没有动工建厂，因此地面上杂草丛生。王维尧经常来没有封闭的厂区放牧山羊，王维新则在地块的东南角搭了几间猪棚。

　　不过，放羊养猪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里早晚要开工。老板已经找了一家地质勘探公司，在这里做了土建地质钻探，提取土壤样本。取出的一截截土芯，有的就散放在地上，晒干了就像石头一样硬。

　　2013年10月17日，王家两兄弟照常去放羊割猪草。赶着羊群，他们意外地发现草丛里东一摊西一摊地散落着奇怪的东西，有贝壳，有动物碎骨头（后来被专家认出其中有小段鹿角），有小瓦片（其实是碎小陶片）。这些东西，两人之前从来没看见过。

　　后来，专家们明白了，之所以兄弟俩会轻松地看到这些特殊的物品，应该是此前不久“菲特”台风带来的洪水，把那些钻出来的土芯泡化了。当年10月7日，“菲特”台风在浙闽交界处登陆，其主体云系两天内就给余姚带来了近500毫米的降水，导致余姚的母亲河姚江出现了近百年一遇的洪水。

　　王维尧回忆说：“阿哥和我说，这些东西好像是地里埋着的古董，应该拿到河姆渡博物馆去，让他们看看。”

　　经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石器、玉器、木器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木构件和其他动植物遗骸，为“稻作文化起源于中国”提供了充分丰富的实证。它在余姚可谓家喻户晓，在全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而王维尧当时有另外一个看法，毕竟井头山这边离河姆渡博物馆有点远，他觉得拿到距此约1.5公里，且还有人在做考古的田螺山遗址现场馆更方便些。

　　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1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一处史前村落遗址。2007年，田螺山遗址现场馆建成，由河姆渡博物馆管理。它的主体是罩在考古发掘区上方的一座形如蚌壳的大型钢结构保护棚，当地人对它也不陌生。

　　于是兄弟俩就近捡了一个塑料袋装了这些“古董”，骑着电瓶车赶到田螺山馆，交给了正在“蚌”里工作的技工徐志清和考古队员王永磊。王永磊在其中发现了一件光滑的骨器。

　　次日，田螺山遗址发掘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从杭州回到工地看到了这堆“古董”，敏锐地意识到它们非同寻常的价值：因为考古工作而跑遍了浙江的他，从未见过贝壳与碎陶片在一起的情况，当即决定一定要跟踪追击，找到它们的来源。

　　王家兄弟去“报料”时忘记留下联系方式，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打听和寻找，终于在田螺山现场馆西边不远处的一条公路边，找到了这些贝壳类遗物的出处。

　　“田螺山遗址是企业打井时发现的，井头山遗址是村民放羊时发现的。”孙国平接受采访时说，“余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之强，可见一斑”。

　　筑起一道“钢墙铁壁”

　　2013年底，在镇政府的协调下，经过与企业主的协商，孙国平带领考古队在这处地块上开始小范围试掘，挖了一个5米长、3米宽的坑。但是工人挖到3米多时，再也没法往下挖了，一方面是因为下面全是烂泥，另一方面，试掘坑上宽下窄，越到下面，人越难施展手脚，而且坑壁有坍塌的风险。

　　大家从田螺山扛来了他们常用的不锈钢细探杆。它一头形如“十”字，一头是带有凹槽的尖探头，可以把地下的东西卡在凹槽里带出来。4个人在地面上压住“十”字的四端，1个人在坑底握紧探杆，齐心协力往下压。又往下钻了3米多深，探头被硬东西卡住了。

　　手感告诉孙国平，卡住它的不是石头，而是贝壳，才知钻头下面触及的贝壳距离地表深度约7米。此后，他们又在其他位置，用机械设备钻探出了贝壳、动物骨头、陶片、残骨器……这些发现立即引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重视，随后，研究所又把这一重要发现汇报给浙江省文物局。

　　2015年5月，浙江省文物局向余姚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函，要求当地政府协调和落实井头山遗址进一步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政策措施。

　　2016年10月，余姚市政府出资2500余万元回购了这一地块。对此，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研究员评价说，要解决如此难度的土地赔偿问题，全国其他大多数地方很难做到。

　　201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并大力支持井头山遗址的发掘，面积800平方米。但在发掘之前，特殊的地质环境是个拦路虎。

　　“由于井头山遗址埋在地面下5-10米深，上面是厚厚的淤泥，淤泥容易流动坍方。我们决定在实施考古发掘前，预建钢结构围护的发掘基坑，这样才能确保考古发掘顺利进行以及人身和文物的安全。”孙国平回顾说。

　　2018年3月，杭州东通岩土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了钢结构围护基坑施工项目，并于2019年8月艰难地完成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基坑工程。在现场，记者看到，一根根钢板桩深扎地下，围成了一道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米的“钢墙铁壁”，竖直的钢板桩间还有横向的钢梁支撑加固。在南北之间，有4道钢梁连接；而在东西两头，又各有一组“人”字形的钢梁，“人”的上端分别顶住东西两端钢墙，“一撇一捺”又牢牢地固定住南北，而这组钢板墙围出的基坑，其底部最深处离地面约为10米。

　　“钢板墙每平方米要承受20吨的重量，要打入地下岩层3米深。”东通岩土科技公司技术总监、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博士胡琦说，考古基坑不像一般的基坑，为了保护遗址现场和其中的文物，既不能运用大型机械施工，也不能灌注水泥或混凝土等有腐蚀性的材料，围护结构不能封闭，基坑底部也无法封底，基坑暴露时间较长，对长期稳定性要求更高。

　　“在国内还没有哪家同行接手过这样的考古工地项目，我们采用了H型钢和U型槽钢作为围护桩，再作了一道预应力型的钢组合支撑。”胡琦介绍说，整个基坑围护结构均为工厂化生产的预制钢构件，使用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装配式基坑围护新技术，力求安全可靠、施工扰动小。与传统围护方式相比，它可以免用水泥、混凝土等材料，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文物的影响。

　　“广东‘南海1号’沉船是整体打捞出水后搬入室内进行考古清理的，四川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则是在江上建设围堰先把水排干，井头山遗址则首次在文化层超大埋深的沿海滩涂环境下，成功建造钢结构围护基坑后实施考古发掘。它们都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开展特殊对象考古发掘的经典范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研究员回顾这一过程时说。

　　中国最早的沿海渔民

　　从2019年9月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在井头山遗址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在基坑内，考古队员按照5×10平方米的规格布方，目前已完成主要探方的大部分发掘工作量，发现了灰坑、橡子储藏坑处理坑、烧土堆、烧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遗迹十多处，出土各类可登记遗物数百件，以及先民食用后废弃的海量贝壳遗存和其他动植物遗存。

　　“现在的遗址区是海拔仅2米的宁波沿海平原的一角，其实在8000年前，这里是一座西高东低的小山头的坡地，面朝古海湾，井头山人居住的村边每天见证着东海的潮涨潮落，只是后来经历了快速的海平面上升和淤泥的沉积，山头被厚厚的淤泥掩埋了。12米长的钢板，底端打到的岩层其实就是当时的山岩。”

　　孙国平告诉记者，基坑里的地下古村落文化层堆积，西薄东厚，到最东边的古代滩涂位置又逐渐变薄直至消失，各类零散遗物夹杂在含盐度较高的海相淤泥里。“其实你可以把井头山先民居住的环境想象为一个渔村，他们住在海边的山脚上。如果海面上涨，他们就往山上退；如果海面下降，就往山下走。最东边就已经是当时的海面了。”

　　井头山地处姚江流域。姚江从南边的四明山区发源，流到山下后，又被北边的丘陵阻挡，折而向东，在宁波市区注入甬江，汇入东海。在余姚境内，姚江流域近似于南北两山夹平原的地形。孙国平说，井头山先民生活的年代，南北两山之间不是平原，而是海水。“我之前去挪威，看过当地的峡湾，其实8000年前，井头山的周边地形，也像一处峡湾。而现在宁波的平原地带，则是一个海湾，可以叫它‘古宁波湾’。后来海水后退了，才露出了平地。”

　　在这样的环境下，先民们显然先得靠海吃海。在基坑里，记者看到土层里夹杂着一层层的贝壳。在考古工地工作用房门外的走廊上，一排排装满各类贝壳的塑料箱摞了两三层高。而在两大间库房里，各种海生贝类的贝壳摆了“好几桌”，特别是那些巨大的牡蛎壳，大的足足有餐桌上的菜盆子那么大，由此想象一下，足以让现代的老饕们垂涎三尺。

　　“目前，我们发现的贝类中，牡蛎最多，其次是蚶、螺、蛏、蛤，都是纯天然的。”孙国平说，这里是浙江首度发现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也是我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

　　在库房里，考古队员还用有机玻璃罩罩住了一个小土墩，上面是草编的痕迹，从它的形状看，很可能是古人盛海贝的篓子、筐子。而在基坑里，记者也同样看到了这样的带芦苇类编织材料的小“土墩”。

　　孙国平推测认为，它可能是用于滩涂浅水区捕鱼的鱼罩，鱼被渔民罩住后，就容易抓住了，现在沿海渔民有的还在使用它。“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海鱼耳石，根据动物考古专家研究，这样的海鱼大多需要划船捕捞。”

　　“这里生活的先民应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民，创造的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海洋文化，并可能是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文化的重要来源。”在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专家论证会上，福建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评价说。

　　它是“河姆渡的爷爷”

　　时间回溯到2013年10月，考古队员们为什么对王家兄弟带来的一袋泥土如此关注，是因为它可能是一把解答“河姆渡文化起源”的钥匙。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后，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杭州萧山的湘湖岸边发现了跨湖桥遗址。据碳十四测年法，它距今已有7000-8000年的历史，比河姆渡遗址也早了1000年。但是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一些器物工艺特征看，它似乎应该比河姆渡遗址要晚，难道是测年有误？这个问题困扰了大家很长一段时间。

　　而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样品，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美国贝塔实验室、南京大学新建碳十四实验室等进行测年，得出的结果都是距今8000年上下，最早的距今8300年左右。

　　“你看这件陶器，口子边有两个小耳朵（把手）。这个是‘遗传密码’，不会错的。”孙国平幽默地说，从各方面判断，井头山是“河姆渡的爷爷”，而此前考古界关于跨湖桥的疑惑也可以释然了。

　　众所周知，河姆渡遗址以稻作农业遗存著称，而井头山遗址也发现了少量稻作遗存。在考古工地的一间工作室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郑云飞研究员正在用双筒显微镜细细观察淘洗出的稻作遗存。

　　“两升土，两天时间，找到了2600个小穗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还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从本世纪初在金华地区发现上山遗址开始，经过十多年的研究，考古学家们已经在浙江发现了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浙江也成为全球研究稻作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学者重点关注的区域。孙国平推测，没准浙江沿海的先民早早地种起了稻子，有稳定的食物来源，所以不需要再采集贝类为食，这或许是浙江迄今才发现一处贝丘遗址的原因。

　　不过，井头山遗址还没有完全解答河姆渡源头之谜，因为有一个“爸爸去哪里”的缺环。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研究员表示，井头山到河姆渡中间还有个空档，需要进一步研究。孙国平则进一步框定了这个缺环所处的年代，也就是距今7000年至7800年间，而河姆渡文化的直接来源也应当在余姚和宁波本地已无疑。

　　“目前，我们基本明确了钱塘江南岸的文化序列，是上山-跨湖桥-河姆渡-良渚。”良渚古城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表示，后续工作是将这一区域内的文化谱系与其他区块内的文化谱系，在文化面貌和年代序列上能够对应起来。

　　向东是大海

　　与井头山遗址同时代的跨湖桥遗址曾出土过距今8000年的独木舟，它是东亚地区最古老的独木舟。井头山遗址也会有类似发现吗？

　　孙国平对此有一丝乐观。毕竟，在库房里和基坑中，记者都看到了先民的木桨，有桨必然有舟，只是需要机缘凑巧，才能找到。

　　有桨有舟就可能航海，实地考察过井头山遗址的多位考古学者，都看出了这处遗址与海洋文化的关系。

　　范雪春表示，井头山遗址信息量巨大，将来会成为距今8000年前后时段中国沿海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标尺。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闵锐研究员也认为，这是国内利用海洋资源最早的遗址。

　　“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而井头山是河姆渡的摇篮，也是南岛语族的摇篮，所以意义非常重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如果能找到先民的居址、墓地和人骨，那就更为完美了。

　　从余姚向东，是宁波市区，再向东就是当今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而在历史上，古称明州的宁波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节点。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也使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向前延伸了1000年。

　　而对于自然史研究，井头山遗址也有重大意义。陈杰说，它对于研究全球环境变化、我国东部海平面变化也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则表示，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处全新世海平面上升过程中被海水淹没、被浅海沉积物掩埋的史前遗址，可遇不可求。

　　吕厚远告诉记者，研究某个区域古代海平面变化，需要寻找典型的海面标志点，进而确定相对海面变化。海面标志点有沉积类的，如泥炭层、海滩岩，也有生物类的，如珊瑚礁，而这样的考古遗址，既能作为海面标志点，也能为古代人类如何感知并应对海平面变化过程，提供直接证据。

　　“目前测年证据显示，在约8000年前，井头山遗址开始被海水淹没，一般认为，到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海平面相对稳定了。但是海水准确后退的时间和过程还要进一步研究。目前，我们还不能提供我国不同岸段、精准的局地性海洋变化数据，这也是科学工作者正在努力的方向。而研究古代海平面的变化，对于今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海洋变化有警示、指导作用。这种中长尺度的地质环境变化，需要像我们重视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等中长尺度污染那样，纳入政府研究的议程。”

　　井头山遗址还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文化现象。在库房里，记者看到一件木器上居然有了木插销，有的木器是明显的榫卯结构。而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就表示，像带销钉木器、斧木柄、锛木柄毛坯、木矛等，说明8000年前木作加工技术已经达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而陶器也很先进。

　　挖宝寻宝，不知何时起，外界对于考古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偏颇的观感。事实上，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才是考古更为重要的价值。对此，林留根就表示，井头山发掘向社会展示了，考古不是为了挖宝、挖墓，而是为了寻根、挖文化。

　　之所以要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是因为先人的生活方式往往影响到今人。在库房里，记者还看到了几件开了孔的木柄，开孔部位居然能嵌入打磨过的石器。孙国平告诉记者：“别看现在卡得不严，只要石器上缠上麻布或兽皮，就能紧紧地和木柄卡在一起，现在农民的锄头和锄柄也还是这样固定的。”

　　从井头山向东1.5公里，是田螺山遗址，从它向南7公里，是河姆渡遗址，从它向西不远，是同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鲻山遗址，方圆二三十平方公里内集中了四个重要的考古遗址点，并不多见。赵辉说，从井头山到河姆渡的1000年，环境由咸水变成了淡水，这一沧海桑田式的变化非常值得继续探索。

　　在井头山遗址工地现场，一筐筐泥土从基坑中取出，用传送带送到相邻的工作区进行淘洗。王维新已经去世了，他的妻子和王维尧还在工地上工作，他们淘洗出的每一枚贝壳，每一块陶片，每一枚鹿角，都会向世人展示，8000年来的沧海桑田，以及8000年前，先民就已迈出了探索海洋、眷顾海洋、拥抱海洋的坚定脚步，这应该就是中国建设当代海洋强国的先声。（记者冯源、顾小立、郑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