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宏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传媒政治研究所)

今年是苏联共产党亡党20周年。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传媒领导的根本失误是重要因素。

传媒成为实际意义的反对党

政治功能只是传媒的一种功能。一般而言，媒体并不是政治组织，但是，在一定环境下，具有特殊政治实体属性的传媒，完全可以成为政治组织甚至政党，发挥政治组织或政党的作用。苏共失去法定执政党地位之前，承认并确认了多党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根据戈尔巴乔夫建议，全会文件承认苏联已出现多党制的现实，表示“苏共不谋求垄断权”。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修改苏联宪法、取消1936年苏联宪法第六条有关苏联共产党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的规定。6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全苏新闻法》正式通过，8月开始生效。此后，反对派有了合法地位，并且出现了大量的各种社会团体。这些势力或是创办或是控制苏共领导的传媒，极力完全实现传媒的“民主化”。在1989年5月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跨地区代表组合”，是团结各种各样反对力量的核心。“跨地区代表组合”公开把极端反共定为自己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并于1990年1月正式组成了激进运动“民主俄罗斯”。“组合的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就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架构。他们本想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转而利用一家由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苏维埃物理学家》作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为名的专刊，报社设立了编辑部，又设立了人民代表首创基金。无数专家和助手小组实际上已成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办事机构。”（[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321页）“组合”在完善自己的组织、功能架构时，传媒也在向“组合”渗透。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电影之家召开的第一次跨地区组合代表会议选出包括叶利钦在内的“组合”5名联合主席，主席之一的阿法纳西耶夫曾在四位前总书记手下担任党和国家主要报纸《真理报》总编辑，另一位主席波波夫是《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新成立的协调委员会5名成员中，波尔托拉宁时任莫斯科《真理报》主编。“组合”联合主席的选出和协调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合法反对派组织正式形成，团结在其周围、具有反对派思想的代表是其基本力量，而受其影响的各地具有反对派思想的团体、群众则是基础力量。

反对派的基本力量是在毁灭苏共和国家解体过程中各种破坏活动的组织者，“组合”及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苏共解散和国家解体后，都进入了政权机构，开始领导俄罗斯、莫斯科和彼得堡。“组合”是一个议会党团，它采取反共、反联盟，支持民族分裂势力的立场，提出的政治纲领、目标、口号之一，就是废除规定了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打破苏共的主宰地位。1989年12月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组合”发表声明“反对共产党垄断政权”。虽然反对派代表人数少，不占与会代表的大多数，其组织松散、规模不大、缺少系统、比较分散，“组合”内部也存在着矛盾，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但是，代表大会、跨地区组合代表会议，反共、分裂的“斗士”们，在得到传媒、特别是电视的专场实况转播和广泛介绍之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反对派阵营的人物纷纷当选人民代表和地方领导人。

传媒摧毁了苏共立党的基础

思想统一、信仰坚定、共同的政治追求，是政党组织巩固和存在的基础。

1987年，在苏共中央1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以及后来提出的“全人类价值”和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标志着苏共主要领导人抛弃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价值转变。否定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必然会抹杀党的性质，毁掉立党基础。传媒与党内的转变相呼应，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制度、实践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否定。最初还是小心翼翼，1990年前后，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急剧增长，“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论调，主导着主流媒体，到1991年8月事件后，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

西方反共势力通过支持苏联反共传媒和自己掌控的传媒，对社会主义展开了全面的进攻。1982—1983年，美国总统顾问团成员，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建议罗纳德·里根签署了三道对莫斯科采取破坏行动的命令：一是通过秘密扶持东欧的反共组织，瓦解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二是通过打击苏联的基础部门（采掘业、能源业、农业）破坏其经济；三是让专门的国家机关集中力量颠覆苏联的体制。 美国直接支持早已被他们拉过去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进行各种叛卖活动。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为苏共支配下的传媒加入摧垮苏共立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信息大潮大开绿灯。苏联几乎所有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都出现丑化、否定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历史的现象。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一是丑化列宁、否定列宁及其战友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二是渲染和夸大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事件；三是否定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四是诋毁斯大林个人品质、贬低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雅科夫列夫的身份和地位，使得他为传媒提供的资料具有巨大的轰动效应和强烈的震撼力。1987年初，雅科夫列夫担任苏共中央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继续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尽管他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仍倾向“大清洗”镇压人数达到2000万一说，并说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大量金钱以进行破坏活动。这件事拍成了电影《谁为列宁付钱？世纪秘密》。1987年7月20日，《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1988年6月，苏联教育部做出决定，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取消学校的历史考试，直至“更真实的”苏联历史课本编写出来后才恢复。

在苏联、美国、欧洲等反共传媒长期的、强大的、处心积虑地要埋葬社会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进攻下，苏共威信急剧下降，社会主义形象败坏，广大党员、人民群众思想混乱，精神迷茫。苏共解散前，据不完全统计，近300万党员退党，全国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的基层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共自行解散的建议在许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既定事实。

广大的人民群众、党员同党同心同德，不仅靠物质利益的纽带，还要依赖精神因素，摧毁了后者，党的立党基础也就崩溃了。难怪1991年8月后，雅科夫列夫公开和示威性地谈论自己在把党赶下政治舞台过程中个人的功劳。《经济问题》杂志主编波波夫也声称，正是他消灭了苏联共产党。

传媒取代苏共引领社会的职能

影响和引领社会发展，是政党的基本职能之一。失去这一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政党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苏共在丧失执政法理依据的同时，其道德价值引领作用也受到严重的损害。反对派“民主运动者”分裂势力纷纷登上苏联的政治舞台，左右着苏联的走向。在反对派推动的社会运动中，传媒的动员、组织、整合和引领等作用得到突出的彰显。

面对各种运动、四分五裂的组织、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主张，传媒“教导”人民如何生活，信仰什么，怎样行动。一边清洗传统价值观念，一边营造所谓人民精神生活的新“气候”。当时的苏联文化被西方文化所排挤，传媒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鼓吹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市场”、“公民社会”，等等，强化了人们对西方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党和政府提出并经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改革方案，竟被“民主派”经济学家提出、传媒极力吹捧推荐的“500天”纲要所否定。当人们反思给他们带来痛苦的改革时，传媒又一次发挥了主导性，并将人们的思想继续引向歧途。当时的传媒基本上掌握在要搞垮苏共和苏联的人手中，他们故意掩盖或淹没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清醒的呼声，用尽浑身解数强化人们内心深处的迷失。拥护苏共和苏联的人当然不能任人宰割，于是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真正意义的白刃战，目的是控制媒体以表达自己的立场。然而，这种努力为时已晚，完全实现“民主化”的电视、广播和报刊等传媒，随着苏共对人民影响力的下降，逐渐取代苏共的职能，引领社会走向反面。

从苏共消亡的全过程看，党内党外反共势力同传媒有机结合，形成了小力量、大势能，小组织、大影响的效果。传媒是以主动、复杂的方式，将工具性和价值性融为一体，参与摧毁苏共的活动。虽然我们不能夸大传媒在苏共亡党中的绝对作用，但是其重要性是不争的事实。高度重视和充分认识传媒因素，是我们全面、深入总结苏共亡党原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从这里可以汲取一些惨痛的教训。